1月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簡稱1985年中央1號文件)。文件指出：打破集體經濟中的“大鍋飯”以后，農村的工作重點是，進一步改革農業管理體制，改革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擴大市場調節，使農業生產適應市場需要，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進一步把農村經濟搞活。以這個文件為標志，我國的農村開始了以改革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調整產業結構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步改革。

同日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書在全國發行。這本書匯集了鄧小平從1982年黨的十二大到1984年11月間的重要談話和講話，共計22篇。

1月5日　國務院發出《關于國營企業工資改革問題的通知》。決定從1985年開始，在國營大中型企業中，實行職工工資總額同企業經濟效益按比例浮動的辦法;國家對企業的工資，實行分級管理的體制。

1月10日-21日　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關于召開第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決定;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通過關于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的規定或條例的決定草案;同意國務院關于建立教師節的議案，決定每年9月10日為教師節。

1月25日-31日　國務院召開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門)漳(州)泉(州)三角地區座談會。會議建議將這三個“三角”地區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座談會紀要并發出通知，指出：這三個經濟開放區應逐步形成貿―工―農型的生產結構，建立以外向型為主的經濟。這一決策使我國的對外開放形成了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沿海經濟開放區的多層次、逐步推進的新格局。

2月5日-14日　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在天津舉行。會議提出，1985年要緊緊圍繞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增強國營大中型企業活力這個中心環節，搞好城市改革和其他各項工作，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益。要采取加快推行廠長負責制，發展多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實行工資總額隨同經濟效益浮動等政策措施，促進企業由單純生產型向經營開拓型轉變。

2月8日　國務院批轉上海市人民政府、國務院改造振興上海調研組《關于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的匯報提綱》，并發出通知指出，改造、振興上海是關系我國四化建設的大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上海的發展要走改造、振興的新路子，充分發揮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力爭到本世紀末把上海建成開放型、多功能、產業結構合理、科學技術先進、具有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

2月26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組織部《關于大量吸收優秀知識分子入黨的報告》。《報告》要求各級黨委高度重視黨員隊伍文化科學水平偏低的狀況，把決心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優秀知識分子大量吸收到黨內來;這是落實十二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重要組織措施，也是新的歷史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實現黨的總任務的重要保證;這項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優秀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身上。

2月28日-3月6日　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二期整黨工作會議。胡啟立傳達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第二期整黨的意見，要求把糾正新的不正之風、增強黨性、加強紀律作為第二期整黨的突出重點。

3月2日-7日　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對科技體制的改革問題進行了討論。鄧小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經濟體制，科技體制，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新的經濟體制，應該是有利于技術進步的體制，應該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體制。雙管齊下，長期存在的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有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鄧小平強調，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3月4日　鄧小平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從政治角度和經濟角度對當前國際形勢作了分析。他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

3月6日-13日　全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在武漢市召開。會議認為，1984年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理論上、實踐上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綜合改革試點城市已發展到58個。今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方針應該是，在改革的方向、目標上堅定不移、積極進取，在改革的方法、步驟上謹慎從事、穩扎穩打，把繼續搞活同加強宏觀管理統一起來，確保改革初戰的勝利。

3月13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現代科學技術是新的社會生產力中最活躍和決定性的因素，全黨必須高度重視并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同時規定了當前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

3月27日-4月10日　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趙紫陽在《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經過幾年的調整和改革，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在走上符合我國國情的新路子。我們指導改革的行動方針應該是：堅定不移，慎重初戰，務求必勝。會議審議通過了有關工作報告;批準中英兩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通過關于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訂暫行的規定或條例的決定;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等。

4月10日　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發出第十二號通知，指出：第二期整黨工作的基本任務仍然是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這期整黨應突出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要切實增強黨員的黨性，糾正新的不正之風，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

4月15日　鄧小平會見坦桑尼亞副總統姆維尼時談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

4月26日　國務院批轉民政部等部門《關于扶持農村貧困戶發展生產治窮致富的請示》，并發出通知指出，扶持一千四百萬農村貧困戶要貫徹自力更生原則，并輔以國家和社會的積極幫助。要克服干部的單純恩賜救濟觀點和群眾中的依賴思想、悲觀情緒。要動員和組織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幫助農村貧困戶發展生產、增強其自身經濟活力，這是貧困戶治窮致富的根本出路。

5月15日-20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研究了實行教育體制改革的步驟和措施。5月27日，中共中央頒布《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教育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學校的招生計劃和畢業生分配制度，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保證教育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5月23日-6月6日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主要討論貫徹我國政府關于軍隊減少員額一百萬的戰略決策，研究制定落實這一決策的措施和步驟。會議確定，搞好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是軍隊今后兩年的中心任務。6月4日，鄧小平到會作重要講話，指出：粉碎“四人幫”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變化，對外政策也有變化，這是兩個重要的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個轉變，是我們的對外政策。我們改變了從日本到歐洲一直到美國的“一條線”戰略。我們中國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

6月4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對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制度進行改革，實行以職務工資為主要內容的結構工資制，同時下發了改革方案。

6月29日　國務院批復福建省人民政府《關于報審廈門經濟特區實施方案的報告》，批準把廈門經濟特區的范圍擴大到廈門全島和鼓浪嶼全島，并在該特區逐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7月1日-5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1990年提請人大審議并頒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時決定在香港成立一個民間性的、有廣泛性的基本法咨詢委員會。

7月5日　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國家科委、原教育部、中國科學院《關于試辦博士后流動站的報告》。中國博士后制度正式誕生。

8月20日　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清理和整頓公司的通知》。通知強調：必須貫徹政企業分開的原則。黨政機關和黨政機關干部辦的公司，要實行政企分開，并使公司在經濟上與黨政機關脫鉤;黨政機關干部擔任公司職務的，要辭去一頭。

9月3日　首都各界一萬余人隆重集會，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彭真在會上講話指出，抗日戰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共兩黨合作是符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希望臺灣當局順應歷史潮流，作出明智抉擇。

9月10日至12日　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無黨派人士和其他知名人士舉行座談會，通報即將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及十二屆四中、五中全會的主要議題，征求他們的意見。與會者在發言中表示擁護中共中央對中央領導機構成員進行局部調整的意見和關于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并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見。

9月15日　《人民日報》報道，國務院批準國家科委制定的《關于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項目，促進地方經濟振興》的“星火計劃”。根據這項計劃，國家科委將幫助各地抓一批對中小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有示范和推廣意義的，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的“不顯眼”的適用科技項目，以提高中、小企業、鄉鎮企業和農村建設的科學技術水平，為地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植入新的胚胎。

9月16日　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決定9月18日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草案)》，決定提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審議;討論并確定了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的原則。全會收到了64位老同志請求不再擔任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37位老同志請求不再擔任中顧委委員;30位老同志請求不再擔任中紀委委員的信，同意他們的請求，并給予高度評價，決定向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報告。

9月18日-23日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胡耀邦致《團結奮斗，再展宏圖》的開幕詞。趙紫陽就中央關于“七五”計劃的建議(草案)作說明;鄧小平、陳云發表重要講話;李先念致閉幕詞。鄧小平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近七年，是建國以來最好的關鍵性的時期之一。我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撥亂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他強調：端正黨風是端正社會風氣的關鍵。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鄧小平肯定了一批老同志帶頭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推進干部制度的改革所起的作用，指出干部的新老交替，是從組織上保證我們黨的政策的連續性。他要求新老干部都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陳云在講話中強調，干部隊伍要保持梯隊結構;糧食生產要抓緊抓好;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抓黨風的好轉，仍是全黨的一件大事;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維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批準了一批老同志不再擔任中央三個委員會成員的請求，并增選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9月24日　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增選田紀云、喬石、李鵬、吳學謙、胡啟立、姚依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全會還批準了中顧委第五次會議增選的中顧委常委和副主任人選，以及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增選的中紀委常委和第二書記、常務書記、書記人選。

10月23日　鄧小平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強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對于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消極現象，我們主要通過兩個手段解決，一個是教育，一個是法律。

11月24日　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發出《關于農村整黨工作部署的通知》。對農村整黨的要求是：努力提高黨員對黨的根本宗旨的認識;進一步正確認識黨在農村的改革和發展經濟的各項政策;認真處理極少數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切實抓好領導班子的建設。

12月中下旬　中共中央書記處連續聽取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中共北京市委關于端正黨風、糾正和抵制不正之風的情況匯報，決定把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北京市機關的黨風問題作為重點來抓，半年至一年務必抓出成效。　

全年國內生產總值8964.4億元，比上年增長13.5%，其中，第一產業增長1.8%，第二產業增長18.6%，第三產業增長18.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543.2億元，其中國有單位完成基本建設投資1074.37億元。全國財政收入2004.82億元，比上年增長22.0%;財政支出2004.25億元，比上年增長17.8%。全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4305.0億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比上年增長8.8%。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2066.7億元，其中出口808.9億元，進口1257.8億元，入超448.9億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739.10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397.60元。